新一轮改革的八项转变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撰文表示：改革是分为不同阶段的，每一个改革的阶段均有着特定的任务和具体的目标。目前，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亟待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必须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从“无序”改革到“有序”改革
　　从改革的发展逻辑来看，改革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改革初期，旧体制的松动和瓦解，使得社会成员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垄断的局面明显松动，从而使得社会的创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以大面积涌流。由于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代替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详细密、可行的方略，因而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即便是有一整套新的规则体系，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这一切，造成了在改革初期这一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的某种“无序”状态亦即规则的混乱和匮乏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然而，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时，就必然会面临着系统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的任务。因为，“无序”状态所能容纳的改革和发展空间已耗尽，需要用新的、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创新来激发社会活力和削减改革发展的阻力，以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从增益型改革到利益调整型改革
　　中国改革的初期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当时，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对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社会空间的的相对广阔性，由于许多社会经济资源处在某种“无人认领”的的状态，因而便造成了如是情形：就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卷入改革者均为赢家，而且，卷入改革者在利益方面的增进并不意味其他人或群体在利益方面同时要损失些什么。由于当时的改革往往意味着获益，因而容易得到改革介入者的积极认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则是一种利益调整型的改革。这种类型的改革是同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革相适应的。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必然地要卷入市场经济当中。同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深入相适应，社会各个阶层必然地要重新定位，一些新的却是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阶层必然会出现，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要重新洗牌。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一方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另一方群体的利益损失，以往的那种卷入改革过程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三、从边缘层面的改革到核心层面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型的改革。渐进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采用先易后难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即：在改革策略的安排上，除了对一些非改不可否则改革进程就要陷入停顿的旧体制进行直接改革的情况之外，对于大部分的改革任务从总体上讲应本着先立新、再破旧、以新蚕旧的策略进行。回顾中国改革的初期，就是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在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社会边缘层面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尔后以此为突破口而向周围扩散。这种改革策略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其本身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可以对于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形成一种实际的支援力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改革全局形成一种示范及压力。
　　现在的情况是，改革在容易推进的边缘层面已经完成，改革不可避免地推进到社会经济的核心层面。在制度层面上，改革要直面延续多年的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等极为艰难的改革任务；在群体层面上，改革要直面公共管理群体的规范和公权的限制，要直面企业主和经营者群体的规范包括照章纳税等一系列极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其难度和阻力无疑会成倍地加大。
　　四、从应对多种个案化的社会问题到应对整体化的社会问题
　　在改革的初期，社会问题虽然不少，但表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个案化的特征。这一时段的社会问题更多地来源于价值观念体系的紊乱、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成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的心理不适。这些来自多个方面、看上去五花八门社会问题，其对社会的破坏能量相对有限，相对来说难以在同一个方向上聚集和释放。所以，一般来说，这一时段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不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而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层面上的的大幅度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程度的加大，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其总体表现而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依然存在多种社会问题的同时，源自利益结构层面上的社会问题逐渐凸现。此类社会问题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问题解决的迫切性要求很强；涉及人数的庞大；潜在能量的巨大；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连带性极强；而且，这一类的社会问题在各种社会问题当中居于中心的位置。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类的社会问题如今呈现出一种加速度加重的迹象。这一切，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具有一种整体化的特征，使得社会问题在某个时期可能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五、从单纯地看重经济效益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
　　同经济政策相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只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21 世纪之初，社会政策才开始得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且，即便是在今日，社会政策无论是就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就其贯彻的力度而言都是不能与经济政策同日而语的。中国没能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地借鉴别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从而尽可能地减小不必要的改革成本。
　　社会政策同经济政策是有所区别的两件事情。简单地说，经济政策侧重于经济效益和初次分配领域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政策直接体现了公正的机会平等规则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而社会政策则是侧重于再次分配领域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正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规则，体现了公正的基本权利保证的规则和公正的社会调剂的规则。显然，对于改革来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缺一不可。可见，为了保证改革进程的健康推进，就必须采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重的改革方略。
　　六、从“先富”逐渐过渡到“共同富裕”
　　在改革的初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消除平均主义。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观念和行为方式。平均主义既是对机会平等规则的歪曲，也是对按贡献进行分配规则的一种伤害。平均主义严重地压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禁锢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所以，对于改革的初期任务而言，消除平均主义是首当其冲的事情。从操作的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为了消除平均主义，为了激发社会的活力，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帮“后富”的做法是必须的和行之有效的。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若不予以认真解决，中国社会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亦即多数人分享不到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局面。
　　七、从经济型政府逐渐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所以，一旦基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政府就应当从市场经济领域当中逐渐退出。否则，就很容易造成两种失误。一种失误是公权的越位，即：政府代替了企业家群体等市场经济主体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很容易造成市场经济缺乏市场性、公共管理群体缺乏公共性的局面。另一种失误是公权的缺位。政府本应是公共服务的主体。但是，政府如果长时期地卷入经济方面的事务，那么，其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必定无法予以切实的履行，民生问题相应地会出现难以改善甚至是恶化的情形。无论是公权的越位，还是公权的缺位，都将扭曲中国的改革进程，都将积累种种社会矛盾，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极为有害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定位就应当逐渐地从经济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八、从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渐过渡到全方位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始自经济体制。这种作法的优点在于抓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将改革同民众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有机的结合，因而容易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事实也证明，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东欧相比，中国改革的这种路径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