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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奈何一个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可悲,可悲的不是我们的世界排名如此不堪,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磨难,甚至天灾人祸,中国足球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彻底觉醒的意思。近日笔者在互联网上看到关于中国足球何去何从的很多种版本,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版本切乎中国足球发展的根本。

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似乎很多人在关心,或痛心,或惋惜,或幸灾乐祸。中国足球之所以面临今天这种窘境,问题有很多。笔者也曾经是中国足球的球迷,很久以前就很想写一篇文章,从非专业的角度来谈谈对中国足球的看法。笔者常年从事管理咨询,自然就想试图借用剖析企业管理的一些常用方法,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方式来点评点评业已到了崩溃边缘的中国足球,解读中国足球的问题,以飨读者。

没有精神的中国足球

1985年5月19日,也许是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国队在北京工体1-2负于中国香港队,止步第13届世界杯预选赛。

似乎从“5.19”之后,“保平争胜”成了中国足球最常使用的语汇。“亮剑精神”?中国足球甚至毫无精神可言!何来“亮剑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却拥有着二十年的“恐韩症”。“恐韩症”的背后并不都是技战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足球缺乏斗志,没有那种必胜的精神气儿。日韩世界杯上的韩国队,打不烂,跑不死,创造了亚洲人在世界杯上的奇迹。说难听一点儿,韩国队有一种疯狗精神,说好听一些,人家才真正懂得什么叫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

1989年10月,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上,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缔造了两个“黑色三分钟”,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两次犯同样的错误,只能被解释为愚蠢。

因为1992年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亚洲区决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男足1:3负于韩国,失去了进军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资格。尽管几年之后,这支国奥队成员大都成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里的“大腕”,但是,对那种没有精气神儿的队伍,你是断断不可能看到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的。

1999年奥运会预选赛的那支英国人霍顿率领的国奥队,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奥队,在负于韩国队之后,完全丧失了斗志,0:1负于由工人、农民等业余球员所组成的巴林队。广东某媒体将这场败局称为“中国足球的世纪之痛百年奇耻”和“二十余年来中国足球最丑陋的一次失败”。

这么多年了,中国足球当然已经形成了自身圈子里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用时髦的话叫文化,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没精神没气质的中国足球。当然中国足球的这个文化我们可以用“腐败”、“拜金”等一言以蔽之,但是在今后的岁月里,如何将中国足球的文化牵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中国足球最急需也最艰难的转型。

有人说,“政治足球”是中国足球发展停滞不前的重要根源之一。笔者认为未必如此,中国体育历来善于搞举国体制,当我们质疑这种体制的时候,很多西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却非常羡慕我们的这种模式。当中国足球还是在举国体制范畴之内的时候,中国足球至少在亚洲还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而当我们把足球推向市场,经历了这些年之后,却突然发现,中国足球的魂儿没有了,中国足球文化,或者圈内潜规则却已经到了让人无语的时候了。看似热热闹闹的中国足球,却似一盘散沙。

中国足球真正到了需要认真思考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价值观上来了。这里不仅仅只是观念上的转变,而是要扪心自问,足球事业的发展,我们需要坚守哪样一种价值观,管理和经营中国足球,我们需要哪些哲学思考。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在今后或艰难或顺利的日子里,知道什么才是我们提倡的,什么才是我们反对的,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是我们不可容忍的。

有人说,领导者是企业文化的塑造者、推动者和布道者。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领导或者主导者心怀叵测的时候,企业文化只能长成一棵歪脖子树。当我们的足球主管机构只把足球当成摇钱树,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事业来从事,中国足球文化绝不可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中国足球文化底蕴的培育,中国足协首当其冲。中国足协作为一个有机的组织和中国足球的大脑,如果它的文化转型不好,培育不好,就谈不上中国足球文化的根本转型和良好培育。

笔者建议,中国足协,甚至中国足球界人士可以展开一场大讨论,关于价值观的大讨论,把影响中国足球今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弄弄清楚,让足球真正成为足球,还是只让足球成为某种道具。当然结论可以是“爱国”,可以是“热爱足球”,可以是“娱乐大众”,可以是“增强人民体质”,可以是“尊重规律,尊重规则”,甚至可以是“金钱至上”,也可以是“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没有战略的中国足球

说中国足球没有战略,似乎有点冤枉中国足协。确实1993年10月14日至19日,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槌岛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并原则通过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和《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等文件。但是我们在中国足球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却看不出中国足球的战略在哪里。

过去12年里,中国足球7次冲击世界杯和奥运会,屡屡以失败告终,也许我们要说教练不行,也需要说球员不行,笔者认为最不幸的是,中国足球因为长官意志,每每只要短期目标,什么亚洲杯进四强,什么奥运会进八强之类,而唯独没有花功夫去思考中国足球的中长期发展问题,大家的目光都集中于国家队和顶级俱乐部的身上,并美其言曰“市场化”,却单单忽略了足球发展的根基——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从技战术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日足球的做法。中国足球风风光光地搞了很多次“洋务运动”,什么施拉普纳、霍顿、米卢、阿里汉,这本身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每一位外国和尚念的都是不一样的经,让本来文化素质就屡受抨击的中国球员更加晕头转向,不知所以。后来发现外国的和尚挽救不了脆弱的中国足球,决策者们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再聘请国外教练,说要重新重用本土教练。这种做法,让人感觉到,中国足协就像个任性顽皮的孩子,一会儿哭闹,一会儿癫狂,一会儿“认真”,一会儿“马虎”。

日本足球这些年来,无论聘请什么教练,均无一例外地走技术化的足球路线。战略贵在坚持,日本足球可贵的是能够始终如一、百折不挠地坚持技术路线。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荷兰人奥夫特,到日本国产教练加茂周、冈田武史,再到法国人特鲁西埃、巴西人济科,日本国家队的主教练虽几易其人,但继任者始终都是坚持和信仰技术足球的代表人物,这样也使得日本的技术足球之路始终保持着连贯性。同时,日本各级国家队一直以来也坚持同样一种技术路线,甚至同样一种战术打法。而这些年来,中国足球却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技术流、身体流等派系轮流坐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摇摆不定中浪费了一代代球员的职业生命,断送了中国足球的长成。

2002年第17届日韩世界杯,米卢率领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是中国足球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我们不能否认“神奇”米卢的功绩,至少米卢将快乐带给了中国球迷。但是世界杯入场券也恰似一针兴奋剂,让中国足协可以在以后很久的日子里回味那种转瞬即逝的自我安慰。追求短期目标已经成功了,只要足协还可以玩得转,只要乌纱帽还可以继续戴,就可以了,什么中国足球的发展,什么中国足球的未来,已经没有人去关心它了。

根据足协青少部提供的数字,1985年和1986年出生的球员(即08国奥队适龄球)在足协注册的总人数为1550人。其中,1986年出生的球员为380人左右。1987年和1988年两个年份出生的球员在中国足协注册的总人数为1100人。参加今年全国U19青年联赛(即1989、1990年龄段)的,全国虽有32支队伍,但总共只有720人。这就是说,2012年伦敦奥运会预选赛开始的时候,中国国奥队的选拔范围只有这720人。而作为参加2018年世界杯的1992年龄段适龄球员,目前在足协注册的仅有109人。相比5年前,这一基数足足缩水了近10倍。

根据中国足协球员注册信息系统显示,在1990年至1995年间,我国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5万人;在1996年至2000年间,降至61万人;2000年至2005年,急剧下滑为18万人;目前的状况更令人触目惊心,数据库中只有区区3万多人。中国足球学校的数量,在经历了职业化初期短暂的辉煌之后,如今也大幅萎缩,从鼎盛时期的4300多所下滑到20多所。大连是中国闻名的足球城,最多时曾拥有二十七八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3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现在连一家也看不到了。在沈阳市足协注册的青少年人数也逐年减少,从最高峰1998年的2500人锐减到2007年的不足百人,注册的训练单位也由1998年的25家业余俱乐部、足校减少到今天的5家。

对比日本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差距。中国现在全国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不过3万多人,可仅仅是日本东京的青少年注册球员就有6万多人。日本从U12年龄段就有全国联赛,而中国从U15才开始有,且不普及。日本对学校足球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他们在全国普及足球,向在校孩子提供优良场地。日本不仅各个俱乐部有梯队,各所大学、高中、初中甚至小学也有自己的梯队建设。各个学校联盟、大区联盟组织比赛选拔队伍,再参加全国联赛,年轻队员参加比赛的机会非常多,崭露头角的机会也非常多。

意大利的足球人口不仅庞大,更拥有完整的青少年培养体系。从青年联赛(U20),国家学生联赛(U17),地区学生联赛(U16),一直到98、99年龄段的儿童联赛等十余个级别的比赛,他们中间将产生未来的巴乔、布冯、托蒂、皮耶罗。

中国足协不要再小家子气了,不要再关起门来,自己去杜撰什么发展规划了。笔者建议,中国足协可以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战略管理专家们来帮着起草制定中国足球的发展规划。让我们理智一点,聪明一点,让我们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让我们坚持并认真实践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和策略,不要让发展规划变成一堆废纸,让我们做一回中国足球真正的大脑吧。

没有制度的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展4年之后,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让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和足球圈里的人士都认为这一次到了冲出亚洲的时候。但是,中国队本可以首战拿下伊朗,最终却2-4告负。当中国队主场2-3输给卡塔尔后,希望彻底破灭。当时主教练戚务生“推脱”责任的言论激起了球迷的愤怒。

笔者认为,主教练戚务生“推脱”责任的言论更应该让人们反思,或许技战术这种主教练的分内事也不一定是戚务生自己能说了算的,或许是中国足球的根子烂了,所以戚务生们担当不起这种责任,所以要“推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足协还是很聪明的,把本应讨论“中国足球的根子问题”转移到“中国足球的亚洲二流说”上来,再一次撇清了自己的“责任”。

2004年,虽然人们对中超联赛充满了期望,但是,首届中超联赛却因赛场内外严重的混乱现象而告失败。中超次年,谢亚龙履新。但该年中超却出现历史上首次没有冠名主赞助商的尴尬,球场内外之惨淡景象为历史之最。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尽管未必真的是职业化,甚至是“伪职业化”,但它毕竟推动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使中国足球在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有人说,中国足球还有许多方面不规范、不健全,笔者却认为,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此,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还远远没有职业化。职业化的管理者才能构建职业化的游戏规则。

笔者经常会向企业界的朋友介绍美国NBA的某些游戏规则,譬如“工资帽”、“短期合同”等充满了智慧的制度设计,让某些想钻空子的俱乐部或者球员彻底断了念头。中国足协在2002年曾规定“每场必须有两名21岁以下球员上场”,结果到了现在,各个俱乐部队经常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换上两个年轻队员亮一下相,将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日本的J联赛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则。日本J联赛明确规定,每个队的21岁以下球员在全年的联赛中必须达到一定的上场时间,从而堵住了规则可能的漏洞。日本J联赛一度也规定,排名倒数第三的球队和乙级联赛第三名争夺升级名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排名榜后面的球队打假球的可能。

让我们再简单地看看日本足球的组织形式。每年J联赛只是向日本足协缴纳百分之几的很小的一笔分红。J联赛由J联赛联盟委员会全权领导,日本足协只是联盟的董事之一,联盟委员会要全面负责J联赛发展,保障俱乐部、球员、教练员的利益,协调全联盟发展。这种组织形式,与欧洲联赛最早展开时相似,而且日本完善而严密的法制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J联赛的发展。

反观中国足协的制度设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其天生的体制上的缺陷,也可以发现其设计上的漏洞百出,更可以经常看到,恰恰是中国足协在亲手毁掉自己制定的制度或规则的权威性。

从1995年的“延边队事件”,到1998年的“隋波事件”和“万达退出事件”,从1999年的“渝沈假球风波”,到2004年的“北京现代罢赛”,中国足协或简单处理,以“通报批评”了事,或者煞有其事地介入调查,却大多是不了了之。人们不仅要问,这是放任,是姑息养奸,还是投鼠忌器?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将足协自己制定的制度和规则踩在了脚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中国足球根本就没有什么制度,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则,只有权利和利益。没有制度,岂不“裸奔”了?当然,中国足球不会如此。2001年末到2002年初的“反黑风暴”, 对龚建平的一纸宣判,成了没有规矩可言的几乎“裸奔”的中国足球不可或缺的遮羞布。

正如很多企业的问题一样,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制度,而是有制度不去执行。正如很多社会现象一样,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政策,而是有政策却人为地设计了权力寻租的机会。当执行制度不再是问题,当制度不再为了寻租而去设计,也许那个时候,中国的足球才会像美国的NBA那样,设计出很多睿智的制度或规则来。

现在,中国足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困境不是换一个两个韦迪就能够彻底解决的。中国足球要想走上正轨,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就必须进行整体结构的重建,就必须建立现代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这个模式的背后,就是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譬如,如何给中国足协进行重新的定位,解决“事企不分”的体制问题?如何解决中超产权关系不清晰的问题,保障俱乐部的市场主体权利?如何保护球员的利益?如何完善或重建竞赛管理制度?如何设计第三方(包括检察院)介入的事件调查机制等等。

文化塑造、战略规划和制度安排是企业最核心的三大问题,对中国足球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三大问题不解决,中国足球走向世界只能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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